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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对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物资领域的投资，加快5G网络和数据中心等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对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要部署。这些重要要求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这也是党中央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变化大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基础设施”的意义，把握“新基础设施”涉及的重点领域，关注推进“新基础设施”的关键问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基础设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基础设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发挥着战略性、根本性和主导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大规模投资，中国的传统基础设施拥有非常高的库存基础。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速度为0+。自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此期间，从中共中央发改委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的《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础设施建设进度》，顶层设计为新基础设施建设压下了“加速键”。通过“新基础设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动能转化，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流行的情况下，无论是在线办公帮助恢复工作和生产，云商业云服务促进社会生活，还是智能制造加速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新基础设施”的强大支持。一些机构估计，到2025年，中国在5G网络建设上的投资总额将达到1.2万亿元。从2020年到2025年，5G企业直接带动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0.6万亿元。一端是巨大的投资和需求，另一端是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可以预见，“新基础设施”将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新动力，这不仅有利于规避疫情的不利影响，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也是企业应对挑战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能够很好地帮助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基础设施”应关注三种投资
“新基础设施”对应于传统的“旧基础设施”。它的出现是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上的差异，但其核心是技术特征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社会历史条件变化造成的内部差异。“新基础设施”不仅定位为“以科技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对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民生(尤其是农村地区)短板的新投资，包括5G、UHV、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农村基础设施等。具体来说，根据内容的特点和差异，“新基础设施”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是着眼于与未来社会发展相关的具有技术远见的基础设施。例如，5G、UHV、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基础设施是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增长点。增加对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机遇，实现发达国家的“以其他方式赶超”或“拐弯抹角”。当然，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础设施”还有另一个显著区别:由于前瞻性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多技术轨道的特点，“新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向基础研究倾斜，特别是要加大对普通技术平台、大型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大量中小企业和边缘创新的优势。
第二是关注支持新技术发展的核心制造领域，主要是智能制造。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既要重视前沿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要加大对重点制造领域的投资，把智能制造作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精密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瓶颈”问题的重要起点。
第三是关注与人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望相关的“短板”领域。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尤其是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因此，“新基础设施”还应考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实施村庄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在交通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生态、宽带网络等方面弥补村庄的“短板”。尽快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四个关键点
当前，是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新动力的时候了。面对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了避免“新基础设施”成为“一大群”和“一阵风”，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在推广过程中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首先，中央政府应该与地方政府协调，平衡投资的规模、速度和结构。总量应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承受能力为临界点，避免超负荷带来的风险。就速度而言，要把握不同技术的进化周期，以及当地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无论现实和发展节奏如何，都要避免“唱猛”或“遍地开花”。在结构上，不仅要控制投资领域和资本流动，严格防止大量投资流向虚拟经济，特别是房地产领域，还要结合当地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在投资领域和方向上做出选择和选择，形成各地区在“新基础设施”领域的独特优势。
二是政府引导与市场竞争相结合，促进“新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是抵御疫情、稳定增长的有力手段。转变经济发展的新旧动力也是现实需要。这也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这需要国家一级的全面规划和协调。建议在相关规划中明确“新基础设施”的主要内容，将“新基础设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给予“新基础设施”更大的发展。当然，除了已经确定的“新基础设施”的关键领域之外，仍有一定的空间空为其他技术轨道和竞争性技术范式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具体投资方面，应充分调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并围绕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推广“新基础设施”。
第三，投资效率与公平发展相结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与新技术相关的“新基础设施”，我们可以考虑重点关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为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人民生活工作质量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投资方面，可以考虑以基础研究实验室、大型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重点，提高基础研究和开发能力，同时引导企业增加在应用研究、精密制造和系统工程方面的投资。对于与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相关的“新基础设施”，我们可以考虑将投资与农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增加生产和生活投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深化改革，营造保护“新基础设施”发展的环境。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提高电信、金融、电力、铁路等行业的开放水平和竞争力，在取消市场准入限制性门槛的基础上，加强对事件前后市场主体的监管，形成新的市场监管模式；进一步开放政府和相关部门数据，以扩展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应用。空；进一步推进减税和减费，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者、企业家和创造者的积极性。通过各方智慧和力量的共同推动，创造更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使“新基础设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者:李贤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