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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络，12月20日——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2017年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成立115周年。当地时间11月27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与历史文献学教授王宇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智博士说，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最早是在美国建立的。
“许多来哥伦比亚大学查阅历史资料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和学者都对哥伦比亚大学丰富而独特的中国藏品感到惊讶。”他说，这是中美先贤努力的结果，也是100多年艰苦奋斗的积累和积累。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程健表示，随着美中两国交流的增加，许多中国学者现在要求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数据，“每周一次，有时一天写20多封信”。他说，这也是海外华人图书馆保存和传承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职能。
许多学者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藏书来撰写论文和研究课题。(由《世界日报》/韩杰拍摄)
藏书继续增加。
王成智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图书馆已经从1902年清朝捐赠的5400册《古今图书集成》发展到现在的110万册纸质图书。东亚馆一半以上是由中文书籍和期刊组成，加上视频数据和大量电子数据。同时，图书馆还收集各种特殊的档案资源，包括信件、照片、文件、老电影和各种小册子。如果你想计算，数字是更多的。
他说，即使只说中文期刊和杂志，哥伦比亚大学也有20多个图书馆。东亚图书馆期刊和杂志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物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在东亚图书馆，中文期刊占哥伦比亚大学期刊和杂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中国期刊和旧期刊占哥伦比亚大学期刊总数的60%。"这是因为大中华区历史悠久，有许多古籍和期刊."
哥伦比亚有各种各样的中文书籍。(由《世界日报》/韩杰拍摄)
无数的作品在这里诞生。
王成智透露，许多学者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著名学者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辅修汉学。他利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的数据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直接指出，哥伦比亚大学拥有最丰富的中国现代小说和小说期刊，这对他的研究大有裨益。
据报道，早期的海外华人图书馆主要收藏人文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包括中国哲学、中国研究经典和语言文学专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系统的家谱和地方志。后来，由于中国研究的全面发展，藏书从传统的人文学科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多学科、跨学科。
中国崛起后，美国成为研究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热潮。自21世纪初以来，哥伦比亚大学每学期平均有1300名学生选修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课程。目前，越来越多与中国相关的博士和硕士正在接受研究，相关教授的数量也在增加。“有近60名教授和研究人员全职从事中国研究。”
王成智说，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是一个研究型图书馆，拥有许多独特的资料。例如，几乎全套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杂志《玲珑》。他说:“如果你想学习中华民国的一些学科，你必须来哥伦比亚中国图书馆。”他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许多独特的中国门神，如纸马和甲骨文。同时，外交官顾维钧和张学良的资料也在哥伦比亚大学。
口述历史研究的发源地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发源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发起了口述历史项目。东亚研究所所长马丁·威尔伯和经济学教授何廉带领大批哥伦比亚华人研究教授、学者、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共和党政治家为主体，进行口述历史研究。除口述历史外，还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大量数据是独一无二的."
他说，由于哥伦比亚图书馆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数据，中国学者几乎每天都在哥伦比亚查阅资料。例如，中国学者杨天石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中华民国做过研究。近年来，复旦大学的吴靖平教授和他的博士生、硕士生每年夏天都来。浙江大学的陈教授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研究，刚刚回国。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纽约还有许多专门研究和撰写中文问题的独立学者，他们经常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程健说，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目前收藏了110万本中文书籍。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伯克利加拿大东亚图书馆一起，成为美国东亚研究书籍的四大收藏地。他说李鸿章也为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01年11月3日，李鸿章代表慈禧太后签署并批准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古今图书全集》。李鸿章在签字后四天去世。
许多中国材料是独一无二的。(由《世界日报》/韩杰拍摄)
清政府发送第一批中文文件
王成智说，1901年，一位普通的中国工人丁龙把他一生的积蓄1.2万美元送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希望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汉语和文化课程。丁龙的捐赠感动了他的雇主贺拉斯·卡彭蒂尔，他于1902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慷慨捐赠了10万美元。丁龙的捐赠也影响了另一位在卡宾达的中国仆人。他还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10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四到五年的工资。
他指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和中国图书馆的建立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的两位校长有关。第一个搬到纽约上西区的校长是赛斯·洛校长，他从1890年到1902年任职。罗主席同意设立一个中国部门，但他说没有中国的文件。他向美国驻华大使埃德温·康格(1843-1927)求助，康格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向中国清政府寻求帮助。1902年，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和中文系同时成立。他说，如果以中国图书馆命名，哥伦比亚中国图书馆是北美第一个。
罗主席与中国关系密切。他的家族是19世纪末纽约最大的中国商人。他的许多祖父母和父母都参与了戚昌外汇公司的建立和管理。退休前，罗院长批准在丁龙设立以普通中国工人命名的汉语讲座教授，并设立中文系和中国图书馆。
第二任校长是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Butler)，他从1902年到1945年接任了43年，在此期间，中国学生人数大幅增加，成为哥伦比亚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1935年，巴特勒总统被上海《大陆新闻》选为美国对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说，直到20或30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才开始收集日本和韩国的书籍。1928年，图书馆更名为中日图书馆，1935年更名为东亚图书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使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的印章。
日本侵略者去中国买书
王成智说，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的一些中文书籍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购买的。“如果美国不购买，这些数字可能会被战争摧毁。”1932年，费正清是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生，他去中国收集资料并撰写论文。胡适等人建议他寻求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北平国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帮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文化教育机构和图书文献遭到日军严重破坏。袁同礼强烈呼吁国际图书馆和文化界，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给予同情和帮助。费正清和袁同礼在重庆再次会面，决定合作收购中文图书。
他说，由于这是中美联合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海上和陆地的路线被日军封锁，费正清收集了有情报内容的中日书籍和期刊，并首先制作了电影从印度运回美国。对于一般的学术书籍和期刊，将在大使馆的条件下存放在重庆，并在正常的海运后运回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费正清还为美国其他重要的图书馆和机构服务。1942年底，费正清和袁同礼共同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美知识分子关系”的备忘录，提议在中美反日同盟期间购买更多的中文书籍，加强中美大学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交流。1943年，费正清为美国其他大学联合购买中文图书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确定了13个著名图书馆(包括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并开始从国家北平图书馆联合购买中文图书。每个图书馆捐赠1000美元，邀请袁同礼购买古典文学和战时出版物的子集。资金用完后，图书馆又增加了1000美元的资本，并继续联合购书。在图书购买空之后，成千上万的廉价和精美的中国经典和数据被美国图书馆购买。“那时，书更便宜。一本书只花两三美分。”这些书丰富了美国图书馆的中国藏书。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都参与其中。
他说，与此同时，美国图书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图书馆西文图书的收藏。
中华民国的中国图书馆资料丰富。(由《世界日报》/韩杰拍摄)
一百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藏书。
王成智说，包括费正清、袁同礼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岳良木在内的无数人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他说，岳良木等校友为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的藏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他在1944年4月21日给怀特博士的信中透露:“我们系已经为哥伦比亚大学购买了近1000本书。即使哥伦比亚大学不发一分钱，我也会继续为哥伦比亚大学购买中国文学。这是因为我很高兴看到我曾经在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工作，并继续发展成为纽约的中国研究中心。”
费正清的妻子威尔玛负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中国办公室。1944年5月24日，她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说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学术信息服务中心收到了许多盒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书，并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馆同意今后主要为中国研究和培养下一代学者，并决定克服困难，接收和保存岳良木为哥伦比亚大学购买的图书资料，以便日后运回美国。
胡适、顾维钧等著名校友为东亚馆做出了巨大贡献。胡适住在纽约时，他的经济并不富裕，但当他看到一本好的中文书时，他以高价买下，并将其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1958年，胡适和顾维钧为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筹款。1958年8月27日，胡适和顾维钧联名上书中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发展筹集资金。当时，唐德刚主持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中文部。早在1956年，胡适就问及买书的经费和图书馆藏书的发展。唐翔告诉学校，每年购买中文书籍的拨款只有200美元。胡适听后大为惊讶。随后，胡适与顾维钧、蒋廷黻等中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的重要人士讨论了如何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藏书筹集资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在10年内共捐赠了2000美元，以弥补东亚图书馆购买中文图书的资金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