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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参加了上周集体相亲活动的小伍向《商业日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能力和面子现在都是浮云。只要你有户口，似乎你就已经站在了相亲蔑视链的顶端。
小吴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普遍的代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许多在大城市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户口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近年来，除了北京等少数特大城市外，国家不断出台的许多政策都在进一步降低未来入驻城市的门槛。
6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孟伟在6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加快实施以推进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着力解决重点人口问题，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质量，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出租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账户中落户，确保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轻松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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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孟浩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2017年，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65.45%。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81.53%。同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7个百分点，但与中上收入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围绕新型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孟伟介绍，一是着力解决重点群体落户问题，为在城市稳定居住5年以上并随家庭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开辟落户渠道，积极推进农村贫困人口的建立，允许出租屋常住居民在城市公共账户落户，确保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轻松落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林在接受《全国商报》采访时表示，出租房屋的常住居民可以在城市公共账户中结算，这意味着结算门槛进一步降低和提高。除了过去的集体户口，公共户口有望成为接受新定居群体的另一种创新形式。
陈秋林认为，降低城市定居门槛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城市，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从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一些城市劳动力和人才短缺，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年轻劳动力和人才的短缺。因此，放宽定居条件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今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指出要继续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二类大城市要完全取消落户限制；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应全面放开和放宽定居条件，完全取消对重点人群的定居限制。特大城市应调整和完善积分结算政策，大幅增加结算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占主要比例。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定居门槛的降低，哪一类人更容易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
国务院参事办公室的一位特别研究员姚景元说，受益最大的应该是那些目前在城市工作的人。中国有2.8亿农民工，因为他们原来的户籍是农村家庭，他们的户籍与一系列公共服务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他们很难享受到一些公共服务。该政策提出，城市地区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应放宽定居条件，这对这些群体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农民工的概念在未来可能成为历史。
陈秋林告诉国家商报记者，从目前来看，政策带来的红利在大学生和城市农民工之间有更高的匹配度。大中城市对此类群体的需求较高。高端人才更有可能流向大城市。
预计99%的城市将放宽定居限制。通过梳理，记者发现，近年来，为了应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频频加码结算政策。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同年，还出台了《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规划》，将江苏、安徽、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首批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以合法稳定的就业和合法稳定的居住(包括租赁)为前提，全面放开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市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城市的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市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201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中小城镇应全面放开定居限制。大城市参加城市社会保障的年限不得超过5年。其中，二类大城市不允许实行积分结算；在第一类大城市，社会保障和居住年限的比重应大大增加，应鼓励取消对每年定居人数的限制。
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发布了《培育和发展现代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文件中，除了一些特大城市(即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之外，出现了放宽和放宽城市住区限制的文字。
目前，中国北方只有四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的人口超过1000万。因此，这一部分的建议被全社会普遍认为是中国户籍制度将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标志，这意味着中国99%以上的城市将放宽定居限制。
今年4月发布的《重点任务》还指出，特大城市要调整和完善积分结算政策，大幅增加结算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的分数占主要比重。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主任严跃进表示，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五年就业安置政策，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这项政策的核心点是，只要你今后不辞职，你就有机会在一个大城市定居，这将是一个指南。
陈秋林告诉记者，中国的定居政策是分等级的，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目前不太可能直接纳入政策放松的范围，但政策取向对特大城市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mainland China总人口为13.95亿，比上年末增加530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8.31亿，占总人口的59.58%(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比去年底高1.06个百分点。登记人口城市化率为43.37%，比去年底提高1.02个百分点。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一些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国内许多地方在移民安置方面基本实现了零门槛。
以杭州为例，从今年4月开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生只要在杭州工作并缴纳社保，就可以直接定居。
另一个例子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从今年3月开始，定居门槛已经完全放开。全国公民可在定居派出所申请户口迁入市区、县(市)和城镇，其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可一起迁入，实现零门槛。
今年1月以来，广州还放宽了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从35岁、40岁和45岁调整到40岁、45岁和50岁。
直辖市重庆将定居政策定义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专家或初级技术人员可以定居；第二，没有固定的年限，直系亲属可以定居；第三，没有地域限制，你可以选择自愿定居的地方。
中国户籍制度专家王太原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当地的态度。在地方政府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后，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化的，但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地方财政的财政支持，因此一些地方可能缺乏使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公民的动力。
但是，太原王认为，有必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流动人口。当人们来的时候，他们可以为城市创造收入。事实上，当地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外国)人创造的。不给他们一个交代是不合理的。此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不需要一口气获得所有的资金(而是分阶段分批进行)。
